从《管锥编》中管窥中西学术体系的异同
《管锥编》始作于上世纪70年代，惶惶百余万言，是为钱锺书之名山事业。众所周知，钱氏本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业，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又赴海外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于西方学术理念熟稔于心。西方典籍，古今上下，无所不猎，包括哲学、心理学之诸多西方现代学科皆在其视野之中。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位深受西方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文化影响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学问的造诣同样深厚，亦或尤为突出。纵观钱氏一生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并未抛弃旧学传统。其《谈艺录》，尤其是《管锥编》即为明证。
通览《管锥编》，自《易》、《诗》经书始，之后为乙部，接下来是《老子》、《列子》若干子书，最后讲到《楚辞》、《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即为集部。其中《太平广记》亦归在《四库全书》子部类书。这是指编次形式上而言。但一部《管锥编》不只是采用了传统部类分编，其以文言写作、笔记体的表述形式，更为关键的是其内在研究层面上遵循的是中国传统旧学的路数及特点。也需要指出，该书运用到西方学术观念确也有之，比如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等。西方学术研究自有其特点和优势，但钱氏治学的真功夫还是在于旧学基础，即经史子集的传统学问。
百余年的现代学术史上，在传统学问里成绩卓著的都是学养深厚者，此为根基，亦为共性。诸如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汤用彤、顾颉刚、钱穆等人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西方学界一直是受到重视的。19世纪末始，当我们的学人纷纷负笈游学于海外，却发现在西方的学术话语权里，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是受到重视和尊崇的，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这一点从汉学的发展情况可供参考。与之相反的是，当我们一体接收西方教育和学科体系后，训练出来的人其学术成就反而不那么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了。可以明确的是，完全运用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只是把我们的旧有传统当成既定的研究对象，甚至仅当作材料，必然削足适履，不得要领。传统的学问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学术研究体系。我们自有其系统，这包含了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辨伪以及表述形式等一系列独特的治学理论和方法。
受家学渊源的影响，钱氏实际上20余岁即自觉地走上了传统治学路径，主要是清代博雅考证之学。清代考据学，其著述大都以笔记体的形式表现。无论是《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读书杂志》、《癸巳类稿》，还是专以考史的《读通鉴论》、《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十七史商榷》，皆为这种著述方式。从《管锥编》以及钱氏的手稿本中不难观察到，其往往对所需书目逐一阅览，循诵而下，读书极广且精深，同时注重细微之处，甚至于细枝末节，都不惜花费精力，追根溯源，这些都是受到了清人擅长考订方法之影响。书中大量地引录文献，各类材料杂糅一并，以至于读来颇有琐碎繁冗之嫌。
《管锥编》集中体现出传统学术领域里基础坚实的中国学者，在最初虽热衷于西学并接受西方学科体系的训练和其学术研究系统，但客观表现上，从他们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来看，仍是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传统旧学的治学路径。这也从中反映了中西两大学术系统之间的沟通、融合及其中存在的差异。人文领域尤其是传统旧学的研究里，实际上我们只做到了部分西化却并未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此也是这种差异的体现。我们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体系依旧独立存在，依旧在学术研究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以传统学术研究为基础而成的大著《管锥编》，不正是对中国传统旧学的继承、发挥和进一步的发展吗？
然而，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将西方教育模式替代传统旧学教育，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研究院的各个层级完全采用西式教育，对传统学术的发展在人才梯队的成长阶段即导致了“先天不足”，已然凸显出了诸多弊病。此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原作于2013-11-07